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哭声震天离北京 (5)
百姓家史征文 1053 0
2013.10.21 14:20:19




    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知青岁月之五

    麦捆撂下地:女儿小时曾问我:“你的肩膀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啊?”我对着镜子照照,果然是右边肩膀高,左边肩膀低。掐一掐,右边肩膀上的肉要厚得多;捏一捏,脖子下边的大骨头上也有一块厚厚的肉垫。直到现在,离开农村四十多年了,这种右高左低的状况依然如故。这是四年农村生活留给我的印记。我在中学时体育运动成绩优秀,是校短跑队队员,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进行训练,寒暑假也要集训。百米、跳远、投掷,成绩在年级都是前三,自感颇有蛮力。刚到农村,就和村里公认最有劲的刘兵比赛拔麻子(即互相抱住对方的腰,使劲往上拔,先拔起来者为胜),一举战胜了他。但在麦收时,他报了一箭之仇。刘家湾的麦子都种在山上,要用扁担担回来。麦收时通常是女人、老人割麦子,男人往回担。第一次割麦子时,我还不会捆,是由社员帮我们捆。恰好逢上刘兵,他问我:“你挑几掐(麦子的数量单位)?”我问他:“你们挑几掐?”他说:“五掐。”即一边麦捆是五掐。我想了想,第一次还是悠着点,就说:“四掐吧。”刘兵坏笑着去给我捆,捆得分外瓷实。捆好后,我感觉比别人的五掐还大。麦子一压上肩膀,就感到腰上顶不住,必须疾步往下走,不,不是走,而是小跑,停不住脚步地往下跑,刚开始是缓坡,虽然跌跌撞撞,还能撑得住。但到了陡坡前,我感到再也撑不下去了,再走,非滚下山不可,就一甩肩膀,把麦捆撂到地上。后来,是村民帮我担到坡下,我才重新接过来。由此开始了四年的挑担生涯,春天挑粪上山,夏天秋天担庄稼下山,肩膀越压越有劲。由于我习惯用右肩膀,左肩只是偶尔替换一下,不知不觉中,右肩的肉垫越来越厚,四年下来,比左肩高了近两厘米。脖子下边的大骨头上,也因为经常换肩而长出厚厚的肉垫。

    白馍尽量吃:文化大革命前,清华附中就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通常有两项内容,一是请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一是吃“忆苦饭”。对忆苦饭,我至今记忆犹新:食堂大师傅掀开笼屉,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拳头大的棕色糠窝窝,每人发一个,吃时必须双手捧着,不然就散了。糠窝窝似乎是用谷糠掺上少许玉米面做的,好像是想让人记忆深刻,做的特别难吃,谷糠的颗粒很大,嚼来嚼去,总是梗在嗓子眼,咽不下去。下乡前,我以为贫下中农解放前吃的就是这种东西,下乡后,在山上干活时,我们常吃老乡的干粮,才知道,即使是不好的东西,一般人也是尽量做得好吃些,比如磨得细些,掺些枣面之类带甜味的东西,等等,而不是故意做的难吃。文化革命初期,学校里也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请学校附近农村的贫农大妈作报告,她结合当时的形势,语言生动:“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仨人是一家,穿的一条破裤子,吹的一个破喇叭。”下乡后,大队也请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台上老贫农激昂慷慨:“给东家干活,总能吃得饱,割麦时白馍尽量吃,还有肉吃,他不给吃好谁给他好好干活!”这就是苦。“哪像尔个(现在),不要说白馍,黄馍黑馍也吃不上!”这就是甜。当时觉得,这个老贫农怎么这么落后,尽说地主的好话。但也隐隐感到,他说的也许是真话,地主并不都是黄世仁和周剥皮,新社会也有人要饭饿肚子。

    自留地里种高粱:公社化后,多年来,自留地是社员的命根子。我们插队时,农民干活总带有某种娱乐的性质,比如掏地或锄地时,人们顺着山坡分布成长长的一斜排,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家长里短,打情骂俏,村里的许多故事我都是在集体劳动时知道的,比如谁家的娃长得不像他爸,像谁谁谁;谁家的女人能爬树;等等。语言粗鄙,但很传神,比如某女手上扎了根刺,疼得直吸溜嘴,旁边的半老徐娘就开导她:“夜黑地那么粗一根扎上都不怕,尔个这么细一根却直叫唤?”聊到兴起,就拄着老镢或锄把,停下来大侃,甚至整个一排人都停下来聊天。直到队长发声:“咱再动动!”才又缓缓地发动起来。作为劳动,这种方式确实很享受,但作为谋生,就大可质疑了。公社化后,人们几十年受穷,与这种大锅饭式的劳动方式不无关系。但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要生存,就要吃,要有吃的东西,就要努力干活,让地里长出能吃的东西来。集体的土地得不到人们的充分关爱,自然不会贡献出丰硕的果实。而公社化后的几十年里,多数人又没有饿死,奥秘何在?可以说,自留地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每人只有几分自留地,但人们却侍候得极为精心,精选良种、深耕细作、水肥充分、及时锄草除虫,因而出产顶得上十倍的集体土地。路过一个村庄,如果看到哪块土地的庄稼长得格外茁壮,不用打听,那一定是自留地。我们下乡后,队里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我种过芝麻,也种过高粱。高粱,陕北叫作“Tao黍”。刘家湾村对面的一条沟就叫作“Tao黍沟”。高粱米吃很涩,不好吃,但产量高,可以喂猪。有一年,我把自留地都种上了粘高粱。当沉甸甸的高粱穗垂下来,山坡上一片红艳艳时,我似乎闻到了香喷喷的猪肉味道。邻村人过来过去看到这片高粱,总啧啧称羡,第二年春天,也有人来淘换我的高粱种子。

    


    与霍长恩一起看西瓜:都说新疆西瓜宁夏西瓜好吃,但运到北京来的,都是在不熟的时候摘下来的,而在地里长熟的才好吃。迄今我所吃过的最好的西瓜,是在陕北插队时自己种的。西瓜,无论城里还是农村,都是消暑纳凉的最佳吃食。插队的第四年,队里想增加点现金收入,决定种西瓜。西瓜种在朝阳的山坡上,据说比阴面的好吃。陕北的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西瓜像桃子那么大时,队里开会讨论派谁去看瓜,大家一致推举我,理由是,看瓜是个惹人的事,本地人亲戚多,亲戚来了给不给吃是个难办的事。知青在这里没有亲戚,顶多是自己吃,没有这样的麻烦,队里的损失最小。最后决定派我和一个叫霍长恩的老汉去看瓜,他是外来户,亲戚也少。我们在瓜地中央搭了座两层的窝棚,人睡在二层,一防野兽,二防潮。每天别人都是趁凉快的时候干活,我们是赶最热的时候干。也就是说,别人是一早一晚干活,中午休息。我们则正相反,是顶着正午的大太阳干活。为什么?人们买西瓜时,喜欢挑颜色一致的瓜,而不爱买带有大黄斑的瓜,黄斑里面的瓜瓤不好吃。那块黄斑,就是长期不晒太阳的结果。所以西瓜需要经常翻动,把朝下的那面挪一挪,让它朝上,晒晒太阳。而在早晨,西瓜蔓上带着露水时是脆的,翻动时很容易折,必须等太阳把露水晒干,瓜蔓变得韧而结实时才能翻动。害得我们只能在大中午干活。我们晚上睡在瓜园,虽然要防狼等野兽,但更经常的威胁是蚊子,我们用天然的蚊香,即用艾草编成长约两米的辫子,晒干,每天晚上点一条挂在瓜棚外,浓烟起来,大约三四平米范围内可保没有蚊虫袭击。我们吃饭是吃干粮,由于离泉水较远,口渴时即以西瓜解渴。怎样的瓜是熟的?不用挤、压、弹,摸摸即可知道,只要瓜皮不再有毛涩感,而是变得滑滑溜溜,或者筋脉凸出,就是熟了。而香瓜(当地叫作小瓜)辨认生熟的方法也很简单,一靠闻味,香瓜香瓜,顾名思义,熟了后有股奇香,只要循味而去,定能找到成熟的香瓜;二靠摸,俗话说“瓜熟蒂落”,就是说,香瓜成熟了以后,瓜体会与瓜蒂分开,只要你一摸这个瓜,它就从瓜蒂上脱落,那一定是熟了。当地的瓜园有个习惯,进瓜园可以吃瓜,但吃后必须买。瓜地周边是高高的玉米地,一天,玉米地来了许多邻村人锄地,我们两个根本看不过来,很担心丢瓜。我想了个主意,既然看不过来,干脆邀请他们来吃,他们吃了后自然不好意思不买,这样既可以避免丢瓜,还能落个人情。霍老汉也同意。于是在锄地人休息时,我们便如此办理。既没有丢瓜,还交了朋友。但对某些有权势者,这个办法就不好使了。一天,公社知青专干来到瓜园,我请他吃了瓜,但也像对其他人那样,让他在吃瓜后买瓜,而没有让他吃白瓜,更没有让他白拿。他显得不太高兴。但没办法,乡亲们相信我,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几天后,村里的团支书告诉我,我的入团申请没有被批准,并给我看了公社知青专干写在申请书上的意见——“此人缺乏年轻人的‘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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