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年华--我家在土改、文革时期的悲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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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9 19:22:04


沧桑年华--我家在土改、文革时期的悲惨生活

(据耄耋老人刘清波先生之笔记及口述整理)


  

引子

 

 罗浮司城位于粤东北边境的云山雾嶂里,有一条小溪自东向西穿山而过,由是冲积成一长块很小很小的平地。它北接赣州南部的寻邬县,西接河源龙川县的麻布江,翻过崎岖难走的梯子岭,南去县城,绵延百余里。它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一体,民风古朴,但又交流活跃,避乱者云集的山中小镇。1927年,我就出生在这里,2015年春,我年亦八十有九了。

我,起身于书生、草芥,初任职于银行、学校,后大半生沦落为山野农夫,缘何?只因时运不济,恰逢改朝换代之故也。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我之福不过是于不惑之年忽被平反,后虚得天年,苟且偷生罢了;然每梦至逝去之亲人,不禁又暗自掉泪,恨上苍对他们不公也。唯补其不公,我欲将过去之事,口述于亲,记录于纸,不求留名,只求慰藉心灵罢了。

世事茫茫,无从下笔。为说清我家之沧桑史,尤其是在土改、文革时的悲惨经历,想来想去,还是从祖父那一代写起,由盛转衰,脉络分明。


 

  我的秀才祖父:刘隆鈞

  

祖父刘公讳隆鈞,又讳秉衡,号百岑,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卒于1930年,享年67岁。祖父世居罗浮,系粤东刘姓客家始祖开七公传下第20世孙,罗浮司城古屋世官第的创建人曜奎公之玄孙,清末最后一科秀才,邑庠生。

世官第之由来,乃曜奎公之二子振楷(丹山公)于山东禹城县做县丞时邂逅当朝名士翰林学士曾冠英,屋名为曾冠英所题赐,喻为世世代代做官之意,但此后至清末,世官第并无人做官实职超过县丞的。我祖父考中秀才时年约42岁,第二年即1906年,光绪皇帝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因此祖父再无缘参与举人、进士考试。据记载,当时罗浮仅有三位秀才,另两位是黄沙溪巫道生和下右刘紫珍,可见考中秀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据说,当报喜锣来到罗浮司城时,全司城人为之震动。其时,有祖父的祖辈在司城一个小赌场当庄家,听到报喜锣时,喜极而告:这一局,不管赌注多少、多大,我将全部赔偿。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考中秀才后,世官第刘氏家族举行了盛大宴会,遍请乡贤名流、亲戚朋友。祖母之父亲,见女婿有功名,亦送来一头大猪等财物作为贺礼;又因有祖赏(注1)作为奖励金,使致祖父名利双收。不久,19世黄宝公因庆祝五代同堂,亦于罗浮司城举行盛大宴会,为壮门面,黄宝公于是请我祖父出面,凡骑马、坐轿之贵宾,均由我祖父接待,秀才名声一时传扬,盛况空前。由是世官第之名声也因之鹊起,更为乡人所瞩目。

祖母谢氏,亦生于罗浮,身材不高,为人纯朴,从不多言。由于是秀才之妻,有人称其道苦脉高挑不出众,园茜矮矮满园香。(注2)记得祖母七十一岁那年,曾在祖屋小门前坐在椅上与源弟照过相,源弟那时才6岁,站在祖母椅边左侧,可惜世事沧桑,该照片早已失传。

祖母虽少言,但聪慧过人,做事有条不紊,人际关系良好,我从没听见她与别人吵过架;她还是个很有爱心很有亲情的人,记得我远离家乡去读高中时,她特意叫我到她房里,给了我一个红包,嘱我好好用心读书。祖母生有四男三女,四男为金铭、金鏐、金镜、金铉,成年后,兄弟仨各自娶妻,分家立业,金鏐即为我父亲。三女情况不详,其中一女名善英嫁给兴宁罗岗籍香港富翁袁石秀为孙媳。唯金铉早夭,据说金铉最聪慧,可惜18岁那年患肺结核不治身亡。祖母过度悲伤,哭致一眼失明。

10岁那年即1937年,全家乔迁至世官第对面财记老屋上边一栋还未全部做好的新屋第,那时,祖母跟父亲一起住进新居。我18岁那年,祖母已79岁高龄,她自感身体有异现象,便提出要回祖屋居住,其实她是不愿意在新屋去世而已,但她终究没有再回去住。祖母82岁去世,灵柩一直停放在新居左片横屋的杂物房中,12年后即解放后被逼葬于附近老荒坟窿中。

祖父不但是个读书人,还是当地名医,自幼喜读古书,兼擅堪舆,精通《易经》,能推断祸福吉凶。据说有一次传闻长毛(太平天国军)败军之残部会来罗浮,闹得罗浮人心惶惶,有人请教祖父以六轮算推之,推出结果为头蛇尾,后果然无事,长毛败军未至罗浮。

祖父以其名隆鈞的同音字字取义,在罗浮圩下街开了一间药店名均和堂,因其为名医并坐堂,一时生意兴旺,他还经常下乡治病,救死扶伤,声名远播。据传,当年罗浮塘下村有一人腹部发毒瘤,前有医师久治不愈,后请祖父到其家中治疗仅一剂良方治愈。据说处方与前医师处方大致相同,不同的就是

多一钱桂枝,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发汗解肌,温经通脉,主治风寒表证,肩背肢节酸疼,胸痹痰饮等症。这里还有一段故事,说是该患者服了祖父的药后,时近午夜,感到明显好转,疼痛消失。第二日一大早,他喜而来到祖父房前,但又感不便故意叫醒,便采取移动房中杂物的做法暗示有人来店,果然响声催醒了祖父,患者即报以药到病除之神效。

但有一次却遭意外之灾,致祖父染病去世。说是罗浮黄沙溪有一患者请祖父到其家看病,祖父去到后,由于秀才的声望,该患者款待特别热情,专门宰了一条狗为祖父设宴作席,并将狗肉油炸后再煲食。祖父把该患者的病治好了后当日回家,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嘶哑,且发热不断。现在我估计当时祖父大概是被传染了病毒,又吃了油炸狗肉,从而得了急性肺炎。由于中药药力不够,无法治愈,而当时又没有西药急救,祖父不久即离开人世。

祖父去世的那一年,我才3岁,祖父的间容样貌,我一无所知,但隐约记得在送葬途中,在司城西门外石灰禾坪中摆祭,母亲背着我看到灵柩上贴满金灿灿的金色箔片,至今我仍模糊记得。

至此,孝子孝孙及亲人返回,灵柩安葬于水龙屋右侧,下临稻田。惜解放后大闹钢铁砌土高炉要火砖,被那些愚昧之徒掘墓将拱顶及底基砖挖走,除存一块碑石外,已荡然无存,悲哉!

                               

[1]:祖赏,就是一个大家族的祖辈们设立的一种奖励金,相当于现在的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公田收益。一般是用此款项奖励那些特别出众的族人,或是帮扶生活有困难的族人,或是公益开支。

[2]:苦脉、园茜是一种菜名,园茜有浓香。

  

 

秀才祖父刘隆鈞的家财

 

 祖父究竟有多少家财?由于年代久远,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他在世官第宅有房屋十多间,但由于子孙众多,只能说是基本够住,且全部是祖父的祖父辈遗传下来的,且是百多年的老屋,他本人没有兴建过一间房屋;没有存款,因为当时农村没有银行,只有一间药铺,这是他工作劳动场所和生活的唯一来源;而金锭?肯定没有,别说金锭,就是金戒指也没有,我自小至六十多岁从未见过金子;银元是有的,因为当时是一种硬通货币,但是应该不多,只够养家糊口,维持日常生活罢了,且在深山老林里根本就出不了什么富翁,远远不及现在的小康之家。

但是,据我记忆,祖父生前珍藏有多项珍稀文物,大概有四项:

1、江南才子唐寅伯虎的书法一幅,它底边长约一米半,宽约一米,没有镜框,裸挂于墙上。可能是当时边远农村,没有文物保护观念,就是由父亲亲手装裱而已。

2、清朝翰林学士曾冠英赠给丹山公(曜奎公长子,他曾做过山东禹城县县丞)的四幅条幅,幅文是五言长诗。我还记得开头几句: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畴竹上青霄。平生为游兴,未惜马蹄遥……”(上有落款:丹山大兄大人雅嘱,下面落款为曾冠英)。

3、何九江画的五幅画,一幅盛开的梅,四幅竹,分别为风、晴、雨、露四景;何九江是谁,现不可考,可能是清末一名画家。

4、一幅不知是谁画的盆景图。

另外,我本人也有一幅山水画,是我在罗浮中学读书时,一位杭州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师赠给我的(由于我喜欢绘画之故)。画中题词为: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

这些东西在当时不值钱,哪怕是唐寅的画也未必值钱,如果能存到现在可以说是价值连城。所有这些字画都挂在花厅墙上,花厅北面有一张朱漆雕画贴金箔休闲古式项床,上面有书架,中间有一座天然赭色光滑如镜的假木山,旁边还有一个独特的光滑如镜的假木石榴,石榴下面则是一片石榴叶,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显得天衣无缝,鬼斧神工。这些极有价值的文物,可惜在土改复查抄家时被毁于一旦,其中的典籍、药书等,则被一页页撕下作柴火烧掉。自有史以来,愚昧无知,未有过于此者!

1930年祖父逝世,但没有留下一张相片,留下的文章诗词对联现在知道的仅有两件,一件是任才侄从县图书馆找到的《假木山记》(内容见下);二是听父亲说过祖父的祖母逝世,曾写过一副挽联:云锁高峰,不尽远山皆戴白;风吹水面,无边光景尽含愁。

 

  

秀才祖父刘隆鈞的文章


(以下文章是我堂侄儿刘任才从县图书馆的典籍中里找到的,是我祖父罗浮秀才百岑所写,后被收录到《罗浮区志》当中,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木假山由来久矣,其见于古者,宋苏洵有《三峰》,中峰巍然,旁峰特立,以之自拟,无他奇也。

余近得一山,阔约三尺余,高称是,质坚色润,玲珑层叠,左右配搭,结构天然。全而望之,浑然若寿字;分而视之,中有飞凤,身翼头目俱全,以嘴衔书,花纹异色,巧匠所刻不过如此也。书之尽处,则生一龙头,与凤左右相对,互成飞舞之势。龙之上,则有象,鼻卷蝙蝠,其后半部则结成云状,若隐若现,细玩之,方得其形;凤之上则有兔,目灼灼有光,有跃跃欲试之概,此则上截山形之大略也。

山之下截,轮囷离奇,独成一大狮,深目修眉,双孔瞭天,虬发露爪,两额高耸,若河东之欲吼,全身烟云缭绕,惝恍迷离,饶有天竺狮峰之胜,其他若蝶、若雀、若蜻蜓、若诸猴舞,若八仙之醉酒,层见叠出,目不暇接。植物类聚,奇观哉,何造物之巧也!自谓胜苏三峰远矣。

独是斯物也,生于深山穷谷之中,隐于寂寞荒凉之境,日之所曝,水之所漂,樵夫牧人之所摧残,野火昆虫之所毁伤啮蚀,历劫不磨,巧成此宝贵之质,是天之所剥落之者,乃正所以玉成之也。然而遇合难期,自开辟以来其抱瑰怀奇,埋没于荒烟蔓草间,不知凡几。然则斯物之奇贵,苟非吾有事于先人之窀穸,几何不与凡卉尽同也。今喜而遇我,则真奇矣,可贵矣,爰而赋之,为兹山贺。

 

注:《假木山记》原载于图书馆藏《罗浮区志》,后刊于我主编的《阳天诗刊》第31期,题目改为《假木山赋》。由是祖父文章得随《阳天诗刊》发行到全国19省市及香港,并飘洋过海到美国,南美委内瑞拉等地,亦堪告慰祖父在天之灵。



父亲刘金鏐的发家史

 

 父亲讳金鏐,号贡三,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8年),系粤东刘姓客家始祖开七公传下第21世孙,罗浮司城古屋世官第的创建人曜奎公传下第5世孙,清末秀才刘隆鈞(百岑)之二子。

父亲做事谨慎,为人谦卑,但不喑世事,有点迂腐。父亲一生勤俭,操劳度日,虽生于秀才之家,但文化水平不高,虽为当地强房旺族,但无染街下公子之恶俗。如此一个老实巴交、坦诚耿介之人,却不幸冤死于1953土改复查队私设的牢狱里,时年65岁。天乎哀哉!

父亲有兄弟姐妹共七人,长兄金铭,他排行第二,大弟金镜,二弟金铉(18岁时夭亡),另还有三姐妹。父亲成年后先娶同乡谢氏为妻,但谢氏伯母未育有子女,后以其长兄的第二个儿子清混作为父亲与谢伯母的嗣子。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再后又续娶邻近龙川县钟氏为妻,由是生下我及弟妹共5人。其中我最大,大弟清源,二弟清深,大妹嫁至兴宁岗背镇中兴围钟姓人家,最小的妹妹嫁至罗浮大信的彭姓人家。

父亲自娶妻成家之后,即与其兄弟分家,自谋发展。父亲以其诚实之心,慎密思维,精于数学,被当年罗浮圩最大当铺桥云当聘请管理计账,也就是今天说的打工。后又将所得工资雇人到龙川岩镇去买回咸鱼、榄角、豆类、花生等物到罗浮圩上去摆卖,慢慢赚了一些钱。又有一年,父亲将平时积攒起来的钱购买了好些米谷,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水稻歉收,米谷坐地起价,父亲将其全部卖出,获得丰厚利润,由此便陆续买来一些田地。有了田地便有了生活的根本,我家逐渐过上较为安稳的日子。当然所谓有安稳,也就是能够供得起我读高中而已,不过那时,在山里面能够读高中的人家确实不是很多,但绝不是什么富裕。

那么,父亲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呢?据我所知,以及乡邻告诉我,我父亲最发达之时大约有田地五石种,当时5石种子可以播种现在的50亩水田,即有田地50亩左右,全家共有13人,平均每人不足4亩,其中自耕7亩,出租43亩;有现金也不过400多块银元;另还存有干谷100石左右。这就是我父亲金鏐的全部家产。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父亲他究竟有多少钱。

一、自耕7 亩。当时罗浮的水田亩产极低,极少能达500斤的,一般都在二至四百斤左右,一年两造,早造产量高,晚造产量低,两造约500斤计算,7亩田每年的总收成约3500斤,晒干并除净要减去2成,大约为2800斤,碾成大米又要减去2成,约为2240斤。据查资料,1930 年代,在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60市斤)10.2银圆[3]2200斤大米可以卖130多块银元,但是在边远农村,谷的价格比上海要低很多,现就以上海价为计。

二、出租43亩。两造总产量约为21500多斤,晒干并除净大约为17200斤。收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死租,即不管灾害;一种是活租,即按年产量的23成左右。以最高租计,田租收入大约为5160斤,碾成大米约为4128斤,约等于250块银元,但租户交完田租后,是不用再给朝庭或政府交税的,田税是由田主交的,所以实际田租所得,并没有250块银元。

三、现金400块银元。

四、100石干谷约等于16000斤,碾成大米约等于12800斤,约等于800 块银元。

以上四项合计,我父亲当年的财产共值1580块银元,这就是所谓地主的全部家底,我父亲也因为有了这些积蓄,以及预计每年有250多元的田租收入,才动起了建房念头的。这点小钱,对于一个勤劳而又节俭的中年人来说,有什么奇怪的?难道永远都只能是穷光蛋才合理吗?那么这些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能做些什么事呢?也就是仅仅能建设一座普普通通的四合院民房而已。

据查,著名作家郁达夫夫妇先是花了1700元买下杭州玉皇山后的30亩山地,后来用这块山地在西湖边上置换一块18分大小地(与我父亲所建房屋面积差不多大),于1936年,共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建成风雨茅庐。郁达夫的别墅与我父亲的房屋造价相差十一倍,虽然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可作为一个参照数,说明在当时农村,有1600多块银元是基本可以建一座普通房屋的。所以,我只能说,我父亲的家只算是农村的小康之家,但是由于当时是战乱,许多人或出国过藩,或不自营生参加革命,或抽大烟、赌博,所以,只有安安稳稳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或者有一定的智力的人及有好机遇的人才会有小康生活,这个道理跟现在是差不多的。听母亲说,大约我五六岁即1933年左右,父亲打工和经商积累了这些钱后就开始开基建屋了,但是由于经济并不是十分宽裕,建了5年还未建成,我10岁那年仅完成上下两栋,横屋四间,四个阁楼只建成后边一个。由于兄弟姐妹多,自己的子女又多,老屋较为拥挤,于是在新居还未完全建成时即迁进居住。后来再无钱建了,只能就此作罢。事实上那个时候,父亲的积蓄几乎全部用光了。此屋现在还在,离我现在居住的屋子约百米左右,现在已破败不堪,无人居住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罗浮,只有水田比较值钱,因为水田在小河的两岸,灌溉方便,且经过千百年的耕作,比较肥沃;罗浮还是山区,水田不多,而且当时百物计价都是以米谷为标准,在特殊情况下,米谷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但是当时的罗浮,山地和荒地都不值钱,圩镇周围的人口不过三四千人,不像现在约有三四万人,当时有许多山地和荒地,由于受战乱影响,无人管理,也几乎不属于任何人,谁有体力,谁开垦谁得,但也很少人去开垦,因为在当时没有多少人愿意踏踏实地参加劳动,许多人都想去参加革命,靠打抢获得财产,以致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后来极其荒唐的打土豪分田地,实质是抢现成的好田地而已,那些所谓的穷人其实大部分是街上的二流子,他们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哪里肯自食其力去开垦新土地?更可笑的是,现在离圩镇稍远一点的田地,有的是分的原先地主的田地,有的是后来生产队组织开荒得来的田地,现在因耕田无价值,这些田地竟然大部分抛荒了,任由杂草丛生而无人去耕种。抢来又不去耕种,这又是怎样一种讽刺啊?!

父亲所建新屋,就是选在世官第对面、罗浮司城西面的一块荒地上,前后左片600以外都没有人家,建筑面积包括门坪在内不过800平方米左右;也不是今天的高楼大夏,而是客家旧式建筑四合院,完全石砌土砖瓦盖;值钱的东西可能是梁柱、石柱,地板是土砖铺就,内外墙是石灰装修;家具决没有红木沙发,全是山里面极易得的杉木及籘器品。记得新屋建好后,祖母也一起迁入新屋居住,全家十多口人居住在这里,哪里比得上今天一个公务员的家庭生活水平?

新居对联为伯父所作并书(伯父系梅县东山师范毕业,教过书,其后终身当医生),联语:莺迁金谷晓,花发杏林春。就这样一个只能算是小康水平的家庭,却也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货币贬值,到了1947年左右,以前用100银元一斗种买的田,现在卖出去只值一斤小菜的价钱;父亲早前勤俭持家,操劳度日,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钱,买回了一点田,而今损失惨重,无福享受。更惨的是1950年祸从天降,土改时被评为半地主式富农1953年春复查时变为地主

年轻人受教科书的影响,或许不会相信我说的事实,但可去问问现在年纪达七十多岁的人,多问几个便知道所谓的地主是什么回事了,若再不去调查,等我们这些老骨头全报销了,也就再也没有活口可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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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据云南老年网《一块银圆相当于今天多少人民币?》一文考证(http://www.ynlnw.com/Article/20080228164814.shtml):“1927-1936年间,在上海,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可以买4-5斤猪肉,大约折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币30元,折合2007年人民币36—40元。

 



 

  

父亲金鏐之死

  

1951年,我家被评为半地主式富农时还是平安无事的,饭照吃,屋照住,农活照干。父亲天真地以为就这样的了,只不过是给一个名称而已,因此没当作一回事。

但是第二年起,形势变得严峻了,街上的风声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了,串门的邻居减少了,街上、区政府门口穿制服的人变多了,陌生人也增多了,千百年来都不设卡哨的罗浮,突然在咽喉要道设下了。

1953年春,在没有任何书面决定,也未有任何口头宣布,且在当事人完全不参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父亲亲手兴建的房屋突然被霸占,人也被评为地主。有一天,军管会来了人,骗说我家全家人要到街上去开会,到达后却把我家一家大小包括刚出生的我儿子在内全被赶到大队部集中看管,不准我们走,也不许我们带任何东西。

我们全家饿了一天,到了傍晚,他们又通知我们回去,但是不允许我父亲回去。回来后,我们才发现屋里的家什大部分被搬走,屋的主体部分被街下的烂仔霉良、来鬼二家人住上了,后来又来了一家,叫付三嫂的,她没占上好屋,就选择在横屋里住。我们只能住到左后边的那个阁楼里。他们三家共有人口有9人,我家人口却有13人。后来,到六七十年代时期,我家因有小孩出生,平均每人居住的面积居然不足4平方米,后来付三嫂一家人迁出,我家还得掏钱将其赎回,由是,我家与另外两家霉良、来鬼杂居一屋。

由于我们家的家具大部分被抢走了,一夜之间真正实现了家徒四壁,成了真正的赤贫。我们便向土改队要回他们抢去后又不要的我们曾经用过的锅头、碗筷,以及少许口粮等,生活便从零开始。虽然如此,我们全家依然相信,凭我们勤劳的双手以及山里到处都有的野果野菜,生存问题难不倒我们,于是一直强忍泪水,不生怨气,默默而又勇敢地面对着。

可是,这些狼性之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分完父亲的田地和房屋后,还要迫底财,他们认为我父亲家里肯定不止有那些财产,还存有黄金白银。由此,那些失去人性的流氓便在土改工作队员的带领下对我父亲进行百般污辱和折磨,使我父亲过着禽兽不如,遍体鳞伤,比批捕的地下党还要惨痛的非人间的生活。

其实有无底财,问问周围的人及一些佃户就会知道的,要是有余钱,我父亲早就把屋子完全建好了,且罗浮本身又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即便是所谓的大地主,又能有什么余财?可是,面对土改队员逼供不断的架势,体弱患有气管炎病且年过六十岁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交代不了的。为缓解一下折磨的痛疼,父亲便向土改队虚报自己埋有黄金,埋藏地点就在今天陈道生屋背后的那棵榕树下面,那里其实是一块荒地。土改队员于是带父亲到该地点乱锄乱挖,可是在周围挖了半天,挖了两尺多深,仍一无所获。土改队知道是我父亲乱说,是假的,于是又把父亲押回到大队部(即原先的耶稣教堂)关了几天,当然少不了一顿毒打,此时的父亲已是形容枯槁了。

有一天下午,父亲请求回家洗澡,实质是想回家去自杀,由于父亲确实是自被关押以来从未洗过澡了,又由于父亲平生诚实厚道,这点小要求骗得了看守人员的信任,于是准许父亲回家,由土改队员亲自押着父亲回家。父亲回到家里时,我见他气喘吁吁,面色铁青。进到浴室后,父亲细声叫源弟拿张小刀给他,父亲决意要死在自己千辛万苦建造的屋里,源弟会意,但没给他刀,做儿子的怎么会忍心给他刀让他自杀呢?!自杀未遂后,父亲又被押回大队部继续关押,仍要其交代底财

土改队不但逼父亲,还逼我母亲、我及家人交代底财。1953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斗争前一天黄昏时,一位土改队女队员叫辉英的传我到德球叔家里,要我交代底财。辉英见到我说的第一句就是:先打垮你大学生的威风来。

可是,正当她自以为得意之时,忽听德球叔大声说:波李(我的昵称),有煎堆进来吃吧!德球叔虽是乡干部,但毕竟还是我的同宗叔辈,他知道我只是一个十分怕事的读书人,且自小看着我长大,女队员闻此语,审问嘎然而止。这时,山村的夜里可谓伸手不见五指,虽然大队部离我家不远,不过千米,可是当时的罗浮圩镇,路道弯弯,草树繁密,人烟稀少。我在德球叔家里折腾了一段时间后,我对德球叔说,我不敢回家。德球叔于是就送我回到我屋前。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三,土改队就组织批斗父亲了,地点在刘家祠门前东片空地上;我与母亲、弟妹及出生不满周岁的我儿子也要参加陪斗,要我们一起站在刘家祠门口的门角里。但是在此次批斗中出现了奇怪的情况,即清混夫妇及其女儿并没有跟我们一起作陪斗。清混是我伯父的儿子,在他还小的时候便过继给我父亲作儿子,不久前我们还是一家人,还在一桌吃饭,几天后却成为批斗者站在某处,而我们居然不知道。只听外面狂热高呼:打倒地主阶级,地主不斗垮,坚决不回家。那些失去人性的人一声接一声地狂呼嚎叫着,我时不时又听到乱棍打击的声音,然后就是父亲一声声惨叫,我绻缩在墙角,根本就不敢用眼看。

此时我的大嫂也气势汹汹地站在她家公面前,斗得比别人还凶狠,何其荒唐啊?!可是奇怪的是,除土改队员和我大嫂外,竟然没有同村人包括原先租过我父亲田耕种的农户上台斗我父亲。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租过我父亲田耕种的农户(当时叫佃户),在耕种我父亲的水田时,从来没有吃不饱的时候,收取的田租或给帮工的工资都是当时的行价,形式跟现在一模一样,而且我老婆、弟媳妇都是没有读过书的农家妇女,一家人除了年纪小的,以及我本人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校出来后又有一份正式工作

而极少干过农活以外,没有一个人不下田干活的,跟佃户同为劳动人民,为何一夜间会变成剥削阶级?收租就叫剥削,那么现在有多少人在剥削?此理成立,天理何在?还有是我父亲兄弟三人,为何我父亲勤俭持家,小有积蓄,起了一栋安身立命的瓦屋,并在别人贱价抛售田地而购买了一些田产,这样便成了剥削阶级,伯父、叔父反其道而行之,将田产卖掉一部分抽大烟,这样便成了被剥削阶级?本是一家人,吃用一样,我大哥大嫂被土改队动员起来斗争其父亲,便成为被剥削阶级,养育他的父亲便成了剥削阶级,荒唐而又透顶之极了啊!

更为反常的事是,在批斗过程中,竟有人不识时务,默不作声来到在大门角里,她为我们送来给婴儿吃的羹及大人吃的点心。这位不计安危敢为人道主义而冒险的人是城西上片巫屋街的刘已英,她与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也就是平时相识,街上见了面会打个招呼而已,她怎么会如此好心,冒着被牵连的危险伸出同情之手呢?现在想起来,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斗了一个上午,父亲被押回到大队部,不许回家。第二天早晨,我煮了菜头送给父亲作早餐吃,父亲吃过后说了一句话:很好吃。

后又听说这次斗完后,明天还要继续到中街圩坪上去批斗,父亲有感于一生厚道,勤俭起家,助人为乐,却奈何枉困愁城,日暮途穷,受罪而无告,是夜,父亲乃取出裤带,上吊于竖起的床板之上。天乎痛哉!

我们之所以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政府将我父亲评为地主,我们家被评为地主家属,政府并没有任何文件、通知书给我们家里人;第二、政府将我父亲省吃俭用,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建好的并不算大的房子,无尝分给三家所谓的贫下中农,而这三家贫下中农也没有收到任何房屋分配证书,我父亲的家庭财产,并没有充公,而是被这些人抢光的,这有很多人见证。第三,当时的贫下中农住了我父亲的房子后,现在他们全新搬走了,但对养育了其一大家人的房子居然没有任何感情,而且还在搬走之后,故意将房屋损坏,如此行径,为何没有人制止?第四、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该有一个书面说明文字。第五,最主要的是,政府没有找到我父亲剥削贫下中农的任何事实和证据,作为在中华土地上的一员,同为劳动人们(因为我父亲及我家人终其一生都是自耕农),为何蒙冤而无处申冤?


 

 

 子葬父尸

  

父亲上吊后的那天上午,土改队派人叫我们母子到大队部去一趟,也不对我们说是什么事。我们惊见父尸首,犹如晴天霹雳,当即心如刀割,只见母亲走向前去轻抚父亲的脸,痛哭流泪,但又不敢大声哭叫,怕土改队的人辱骂。这时我很清楚地听见窗外有民兵在说:老虎也难免睡上一觉。我们知道,或许是民兵看管不严,致使父亲有机会上吊自杀,但是,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是被逼自杀,是被伪造成自杀,抑或是他杀?只能是个迷,一个永远也不给侦破的迷。

母亲解下悬结,放下父尸。我与源弟、母亲三人一起将吊颈的床板抬到屋背后。当时家人要将棚板抬出,准备钉制一副棺材,可是跟着而来的土改队员上前来制止。我们无法,只好脱下父亲穿的长衫,将其盖在尸体上,并带上他曾睡过的草席,软葬在屋背后一块曾经埋过死人的荒地上。没有仵工,我与源弟亲自挖坑,安葬父亲。在安葬过程中,也有一个乡人在不远处好心地对我说:你父亲的长衫和绵袄不要一起埋掉,取出来给小孩还可以穿的。

可是,我们又怎忍心脱下父亲的长衫和绵袄呢?天冷刺骨,又怎忍心让父亲无遮无盖裸葬呢?最后还是一并埋掉。葬毕,母子再次痛哭流泪。后来,我写了一首《祭冤魂》诗:无棺软葬于荒山,且脱长衫掩冤颜;母子揪泥忍葬父,人间何处有青天?

回到家里,母亲仍痛哭不止,她无处可去,只得坐在大门前痛哭。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大嫂还不放过她,只见她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手猛扭母亲的口角并撞到墙上,当即致母亲血流满面。两个多月前大家还共桌吃饭,其乐融融的,为何一解放,亲者也会变成了仇人,人就会变成鬼的?几十年了,我还搞不清个中原因呢。

从我家遭遇可以看出,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古话,居然是一句安慰人心的屁话,否则怎样说明,嫖赌吃喝样样齐全,不事稼穑充当街头混混,或因智慧欠缺,不善经营而导致贫困的那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弟,不但不会获得恶报,反而能坐享我父亲的劳动成果而能获得现世好报呢?如果说这是祖上造的恶业,要我们子孙后代来承受,可为何我父亲兄弟三人,同为一个祖父所生,为何偏报在我父亲身上?这种人间奇迹全球全史均为罕见,独独解放后的中国独见。

分得我家大部分房屋的另外三家人,说来也奇怪,只要有运动来时,除付三嫂一家外,其余二家,个个都凶神恶煞,但在没有运动来时,又跟我家相处不错,有问候,有借有还,似是邻居。

不过,善恶终究是有报应的。贫农团长来鬼一家最凶,不劳而获,占据我家最好的家具和房产,其脾气暴躁,文盲而不讲理,他家的报应是:他的大儿子虽然前期得了一些小福,参了军,复员后又当了民兵,政治经济地位都很好,但没命享福,50多岁就患病而终,他的老婆亦50多岁而终;二儿子的媳妇不知怎的,在一次事件中断了一只手,50多岁而终;四儿子自小被来鬼虐待,曾被用鸡笼装着浸水塘,十四五岁时,独自溺水而终;来鬼本人亦不长寿,60多岁而终,其妻命稍长,70多岁而终,但60多岁时竟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生不如死状,以致连累了他的三儿子,她的三儿子做了她十多年的护理员。据说来鬼的妻子死前一年,见了来人就喊冤枉,冤枉,不知谁害我啊,害得我这么惨!

另外一家也有恶报,只不过是比来鬼一家报得没那么惨而已。他们都不信神不信鬼,焉知举头三尺有神明!得了报应还不知。

 

  

母亲之死

  

上面写到母亲送葬回到家里又被他人毒打之事,其实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被分得我父亲房屋的另外两家人,刁难辱骂我母亲也经常有之,尽管大家曾经都没有任何恩仇。占人房屋后还要如此恶狠地欺负被害人,这在当时习以为常,现避开这个问题不计,单计作为邻居关系,我认为这不算是什么事,就算没有阶级斗争,邻里之间也可能因为其他事情而发生打斗,而不能将这种小事记恨在心里。我经常告诉子孙,不应该将这种事记恨在心里,要与人为善。

虽然我们不计恨,但是宣传材料上记着恨。我看过一些回忆录,里面就记录有该人当时曾被地主恶霸欺负过,于是就把恶霸杀掉后投奔革命的故事。我认为,现在也有恶霸欺负人的事,如城管欺负小贩的,难道被欺负的小贩也要投奔革命去?当然不行。我还看到《罗浮区志》及本县党史书里记录着罗浮革命烈士刘传文的事迹,他的事迹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1927年间,由于谢自瑶在罗浮徐田村设卡抽税,勒索群众,早已使刘传文不满,刘传文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义愤填膺,心抱不平。因此,有一天佛晓,他亲自持枪到谢自瑶家,当场打死谢自瑶、谢泉芳、谢泉深三人。以后,他又到罗岗霞岚把练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参,解决当时革命活动经济困难的问题。

吊参是什么意思?就是绑架勒索钱财。我想,就算谢自瑶真是个恶霸,刘传文也不能将他连同其家人一起杀掉啊?!

解决革命经费也不能绑架人质勒索钱财啊?!这样的人也是革命烈士?难道要我们学习他吗?他们的后代有何资格领取烈士抚恤金?谢自瑶的后代心理难不难受?我知道恩恩相报无穷期,只是想找到酿造人间惨剧的原因,这里我要记录一则我母亲因老实而惹出大祸之事。

就在土改队气势汹汹进行逼底财那段时间,逼我父亲未逼出来,而后又来逼我,仍未逼出来之后,便派人来到我家里逼我的母亲。

母亲真是老实人,不堪一问,无需逼迫,便坦白交代了在靠近猪舍的水沟里埋有几个镍币,大约七八个,总额不过一元多。可是她交代完以后,忽然感到事关重大。土改队员的理论是,既然埋有镍币,必另埋藏有金银,不说出来则会死路一条。有鉴于此,母亲后悔莫及,与其将来被斗死,还不如现在自己找死。她一时失去理智,如痴如狂,不顾一切地冲出大门,向对面山上跑去。她要去干什么呢?不是跳楼,当时无楼可跳;也不是跳崖,附近也无山崖;也不是吊颈,有这么多人看着她;她是去摘一种叫大茶叶的植物,这种植物学名叫钩吻,也叫断肠草、黄蔓藤,所含毒素叫氰酸钾,早在晋朝人张华撰写的《博物志》及宋朝人范成大撰写的《桂海虞衡志》里就有记载,它是一种藤本植物,叶状如茶叶,客家女人自杀都习惯于找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在罗浮很容易找,吃几片,立死。

我们做子女儿媳的见状,跟着追出来,硬把她追回。回来后,母亲躺在小门口地上,即现在小娟厨房门前乱滚,欲撞石死。这时土改队员们已经顾不上我母亲的死活了,只想着去挖金银财宝,后来果真在母亲说的那个地点挖出了几枚镍币。

证据在手,土改队员马上回来继续逼问,此时,母亲已经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挣脱我们后,又将头撞大门的石柱,其状惨不忍睹。就在此时,恰逢下屋财记一个叫刘海林的好人经过,他见状,对我母亲及在场人员简单说了一句话:有就有,冇就冇。冇,客家话的意思是没有,海林的意思是要我母亲不用那么紧张,实事求是交代就得了。母亲听后,一时醒悟过来,慢慢恢复了平静。现在回想起来,海林也应该是我母亲的恩人,要没有他的那句公正话,我母亲不死也会被逼疯的。海林与我年龄相仿,解放后,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公社水电站工作,做过站长,退休后,我们经常一起散步、闲谈,可是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母亲在乡里的为人是极其良善的,遭遇到土改,除外地来的土改队员、武装人员,以及本地被煽动起来的极少数几人外,从来就没有人欺负过她,也没有人叫过她一句地主婆,平时都受人敬重,即便是霉良来鬼夫妇及其他邻人都以辈分称她为嫂或称伯娘叔娘。解放前,每到农忙请短工时,母亲对带着年幼的子女来做短工的人从不拒绝,这种品格就是现在也少有的,现在你家要请人帮工,要是帮工者是带着小孩来的,你会请他们吗?估计也不会,但我母亲不仅没有拒绝他们,而且干完活回家时还有一些食物给她的小孩吃。有一次父亲雇请了一个夏收工名叫羊古的,母亲觉得这个花名不好,就告诫自己家人不要叫他为羊古,而要叫他为良古,可见母亲的仁爱之心。

土改过后二十多年后,那些佃户对我家仍然很好,他们从乡下赶集,有时仍来我家坐坐,或送些土特产给我家,而我家却一直揭不开锅无以为报。倒是占我父亲房屋的两家人,他们经常对我家没有过好言语,几乎是得寸进尺,恩将仇报。

土改结束后,我们就在父亲所建屋子的一个阁楼里过着苟且活命的生活,后来又经历了合作化、大闹钢铁、大跃进、反右、移河造田等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干着最重最赃最累人的活,尽管如此,求生的欲望我们仍然还有,而且非常强大,否则就不会支撑到现在。

后因年老,生产队不再安排母亲干重活,而是安排在生产队里放牛,这样她就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挣生产队的工分。可是有一次,她到在屋对面瑶林屋背的山上去放牛时,却被一头黄牛用角从上坎撬到下坎,好在牛角不尖,母亲只受了轻伤。又有一次,她背着孙儿任彬去放牛,也被牛斗了一角,结果也是轻伤。但那时没有工伤概念,也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丝丝集体的关爱,连治病疗伤的钱也是自己掏的,生产队分文未给。

母亲特别爱我,记得1950年春,我被聘至罗浮小学任教,母亲还亲自提着我的书包经由上万兴送我到学校去。难道我提不起书包吗?我心里明白,这是有意向众人显示,我大学生儿子要到罗浮学府任教了,当时我已经23岁了。母亲也极少出过远门,走得最远的一次是百里外的兴宁县城,记得1951年我在人民银行兴宁支行工作时,她与深弟到银行来见过我,他们在银行宿舍我住的房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回家。

1973年那年,母亲73岁了,只因吃了一条极不易消化又没有营养的狗古条,造成胃肠道大出血,后送罗浮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所谓的狗古条,即是糠饭加糖精蒸制成的条状食物,糠饭,现在是作为猪的饲料,今天的猪饲料其实比当年的狗古条还要有营养,但是土改文革时期,我们经常把作它当饭吃。

当年我们虽然活得猪狗不如,但母亲的生命力非常顽强,73岁而逝算是比较高寿了,因为那两家占我父亲房屋的贫下中农夫妇,最长命者也不过如此,其中也有60多岁死的,其中一个当过兵的,复员后又当过民兵,经常背着一支步枪在村里走来走去的那个人,虽然他好吃好住,享受了人间好福,但最终不到60岁就病死了。从这个方面说,善良人也会有寿报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都陷入悲痛之中,好像无所依靠,那时,母亲的孙辈,我的侄辈任文、任平八至十岁左右。记得母亲去逝几天后,有一个晚上,两小孩去公社礼堂看戏,回来大约十时,我们大人都睡觉了,大门早已关上了,可是孩儿们回到家门前拍门第一声叫的是阿婆

阿婆,开门!阿婆,开门!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山村老屋的夜晚,异常凄厉。小孩只知阿婆之爱而忘了阿婆已不在人间了,家人闻此声莫不感伤流泪。1978年邓公复出,第二年罗浮中学请我去代课,1981年我获得平反,惜乎母亲没有活到这年,享受晚年之福。天乎痛哉!子欲养而亲不在!




  

 

犁庭式大抄家

  

生命的摧折,人性的沦陷这是作家黄小鱼为梅县作家程贤章的长篇小说《仙人洞》写的序文中的语句。其中还提到:土改工作组一进村……就风起云涌,连番恶斗拉开帷幕,世界犹如末日。”“他们愚昧、麻木而贪婪,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并不关心别人的死活……而这种掠夺是合法的,并被喻为土地回家,财物回家。”“阅读《仙人洞》最震撼我的……而是无法逃脱命运笼罩的小人物或死于非命的地主!

诚然,恰如我亲目所睹,亲身经历。土改没收地主财物的前天,先来了几个人,也不知是什么人,我在兴宁银行工作时的工资还剩下16元,我怕他们搜去,就交给深弟,我以为深弟年幼,不会搜他身,可是我想错了,他们竟然连年幼的小孩也不放过,搜完大人后就搜深弟的口袋,当搜到16元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小孩身都有那么多钱?我说这是他的学杂费用。但他们一点也没犹豫,全部没收了。他们搜了我们全家,唯一奇怪的是他们没来搜我的身。

原来,这一次是非正式抄家,过几天后他们再来我家时才是正式抄家。第二次来时,他们来了好多人,对整个四合院进行了犁庭式搜查,连老鼠穴,下水道,墙门缝隙等都不放过,家里的衣物、被服、蚊帐等等悉数拿走。可惜这个翻箱倒柜,强抢强拿的现场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因为当天上午,土改队员押着我们全家老小到了村部,第二天下午傍晚时,才允许我们回来,回来看到屋里这个零乱的现场,我们才推断出来他们其实就是一帮土匪,甚至不是土匪,因为土匪也讲义气,也讲仁义道德,盗亦有道,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狼,是有组织的狼。唯一幸运的是,他们大概感于我家人善良,以礼待人,并没有大声辱骂我们,最后留下一间阁楼给我们一家居住,横屋二间给清混夫妇及其小孩居住,以及几张桌椅,还留下30多斤大米、30多斤谷种给我们。

不过,就这一间阁楼差点也不属于我家了。过了几个月,下屋的一个身强力壮的名叫雁林古的男人来到我家,他到这个阁楼到处看,还用梯子爬上瓦面上去看。原来,土改工作队已经把另一个地主的房子分给他,但他觉得其他贫农分得的房子比他的好,心中不平,想来我家看看,但我家好的房子,主体部分都已经分了,他又得不到,他以为我现在住的阁楼好过他的,看完后才知道不好,于是就不要了。要是当时他铁定要的话,可能我一家就只能露宿田野了。这里还要感谢他的选择啊。

 


 

  

战胜饥饿

 

 可是这30多斤大米怎够我们全家八口人吃呢?(本来13人,批斗后清混一家与我们分开了),不久粮食告罄,我们每顿只能吃青菜度日,又由于没有油和肉吃,我们全家饿得水肿及膝,濒临死亡。饥饿时,有时甚至抓盐塞入口,但是空腹吃盐过后,胃酸更多,感觉更加饥饿。我们不能等死,当青菜也吃完之后,就到山里面去采摘山苍树叶,采回来后,用水煮,去其涩味,再磨碎吃掉。这样一直挨到三月份。

可是到了春耕时节,各家各户口都要耕田了,我们虚弱得脚陷在田泥里抬也抬不起来,也铲不开田坎上的杂草,疲乏得几乎不能走路。实在无路可走,几近死路一条时,我鼓起勇气,抬着虚乏的脚来屋到对面德球叔的家里,请求他为我们家配点粮救命,当时德球叔为乡干部,他为人和善,心肠算好。但他回答说:没有这个指标,这样吧,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到上街粮店去买5斤米皮糠。我得了他的条子,暗暗高兴。因为米皮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我们用它来煲粥吃,在糠中加几粒大米。果然吃了二天后,水肿慢慢消失。

一贯都吃米饭肉菜的人,突然有一天开始要吃野菜、树叶和糠饭度日,这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不用猜都能想像得到,那就是肠胃严重消化不良,大便硬结,我们全家人全部有过拉不出屎来的经历。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大便时都将事先准备好的削尖了的木棍带进茅所,拉屎期间便将木棍插进肛门,一点一点将屎掘出来。不过人的生命力是很奇怪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肠胃会逐渐适应这种环境,后来便慢慢可以拉出屎来了,只是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形像惨不忍睹。

但是就这5斤米皮糠也维持不了多天,最后还是母亲下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吃谷种。我听到后,很惊惧。我说:到时没有种子了,岂不是真的死路一条?她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先吃,这是不得已而已,再说也不是把谷种全部吃掉,只吃一部分。我听后恍然大悟,于是吃了一部分。

等到播种时,我们用剩下的谷种进行疏播,加施肥,这下可要感谢天感谢地了,当年我们育出来的秧苗茁壮无比。随后不久,稻田中的稗子早熟,以往,农人都是将稗子先除掉,以防稗子影响禾苗生长。我们也把它们先除掉,但不是踩入田里,而是把它集起来,因为稗子结的果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用碓把它碾碎,蒸吃。吃完稗子,紧接着早稻渐黄,我们得从死里还生。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奈河桥上复归来啊!

此时家中一无所有,天寒盖蓑衣御寒,出门无裤子穿,过着非人间的生活。但有一意外的物资没有被贫农抢走,那就是一缸粪和一大堆草木灰。贫下中农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这缸粪和一大堆草木灰养育了我们。记得那时,我与源弟把粪淋在草木灰上,和上田泥,制造出独特的肥料。莳田时,我们把粪堆捏入每一蔸禾的根部,精心莳种。结果,不出十天,就见到禾苗异常茁壮,再过十几天,竟然比周围贫下中农种的禾苗高出近一尺,再后,谷粒长得异常饱满,一片金黄,而且还早收了一个星期,当造获得大丰收。那些贫下中农见状觉得异常,以为我们施了什么法术似的。

正当全家人高兴之时,其中又有一些坏心者心怀诡计,他们不愿看到地主自己耕种的禾比他们自己耕种的早收而且丰收,于是等到打禾脱谷时,他们几个人走过来说,要借给贫下中农去交公粮。我们明知他们会有借无还,明知上当受骗,但我们仍不敢拒绝,结果我们所收割的稻谷,大部分又被他们迫着拿去交了公粮。等到他们的禾收割后还谷给我们时,还的尽是些劣谷,大约每百斤谷损失20斤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土改完成后,农村是分田到户口,不论成分,人人都分有土地,当然,好田都分给了干部家庭,然后是贫下中农家庭,瘠田远田是分给弱势弱姓或是老实忠厚家庭,最后才是地主富农家庭。但不论是谁的田都是各家自己耕种,除交公粮外,收获全归自己。一直到1958年公社化后,田地才重新收回,并变成集体统一耕种。即使是如此所谓的公平状态下,有的贫下中农家庭,有的是干部家庭,在农忙时仍要请人帮忙耕种,仍要给人工钱,这是因为不同的家庭成员千差万别,有的人可能生病,有的人可能发生意外,而无法完成耕种,且有的人天生就不会耕种,长久以往,势必有的人的田产就会增多,有的人的田产就会减少。你不耕田了,又请不了人来帮工,田地就会荒掉,如果需要钱用,而且田地又比较值钱,有人就会把田地卖掉,土改后,又把分得的田卖掉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没有公开叫卖而已,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可是为何田多的人就是地主,田少或无田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呢?这种荒唐的理论,奴隶、封建社会里也是没有的,害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还有的是,那时政府号召开垦荒地,谁开垦的归谁。我们全家人便在屋上角老公路下面开了一大片荒地,总面积达10亩以上,后又经过精心种植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并且以类似的栽种方法进行栽植,结果这些经济作物又获得丰收。同同一样的土地,同同一样的面积,同同一样的种子,我们地主家种下去后,产量明显比贫下中农种的要高,这难道仅仅是天佑我家吗?不,种田也是需要智慧和技术的。

但是我们的智慧和勤劳,却没有得到政府及贫下中农的赞扬或奖励,不但没有奖励,反而心生怀恨和妒嫉,后来他们又以新联社的名义强逼没收,改种柑树,由贫下中农负责栽种,结果彻底失败,生产出来的柑树,果小味酸,白送给人都没人要。他们哪里知道这种畲地是不适合种柑树的道理!再后来,他们干脆把这些畲地荒掉了事,最后他们中的人又把它推平用来建私房。他们所建房屋,造价比我父所建的房屋还要大,还要贵,但他们有贫下中农的身份,且家里有人在镇政府内做事,自然而然,从未有事。

还有是现在屋后面的那个加油站东西两边的一部分,也是我与母亲、源弟与源弟媳妇等一起在土改后所开垦的荒地。但合并到生产队以后,又被他们分掉了。这等于是,无论是土改前,还是土改后,我家的劳动成果全部都被贫下中农霸占了。他们不劳而获,坐享我成。悠悠苍天,此何世哉?!


 

 

埋枪事件

  

解放前后的罗浮,不是人多地少,而恰恰相反,是人少地多,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林木资源,野生动物,随处可见。罗浮溪水,甜如甘泉,可直接饮用,沟圳潭渊,小鱼如织,河溪两岸,竹林青翠,百多种鸟类栖居其间,好一派天然和谐景象。

记得我小时候,即我家刚从世官第祖居地迁到河对面新居时的不久,有一天傍晚,突然听对面有人大声吼喊:有老虎啊,各家要关好门户啊!原来是从罗浮塘下归来的人在响水宫附近发现了老虎,于是奔走相告。那天是大年初三,我们家人在门前晒太阳,与河对岸相距约500,我们隐约看见猛虎不走山窝,而是在山冈上一步一步慢慢上去(真是虎行似病),无所顾忌,后来有猎人赶来,放了一枪,只见它纵身一跃就不见踪影。由此可知,解放前一段时期,华南虎是没有灭绝的。

据说罗浮自唐朝时候起,就有人来此定居,那时的罗浮叫鲤鱼湾,因其交通不便,远离都市,不少人在此避居,特别是客家各姓族人,为避乱世,辗转万里来此。又因罗浮跟江西的赣州、梅州的平远、河源的龙川接壤,使罗浮虽处深山密林而并不死寂,各地人交汇仍然活跃,商贸繁荣,连耶稣教堂也立其中,同时在元末明初,罗浮修建了一座司城,至今仍依稀可见古城基,当时城内设有司衙,有司官掌政,管辖兴宁的上半县,而在司城外的山坑平地,几百年的古屋坑坑可见,如若不遭国共内战和文革时期的破坏,罗浮不失为一个旅游圣地。

可是不知那一天起,罗浮的宁静,慢慢地被打破。大约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罗浮开始出现枪支了,当然罗浮本地并不造枪,枪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特别是北面的江西有农民起义事件发生后,枪支泛滥,当时那些做土匪的,便把罗浮也划入其势力范围。据说罗浮圩镇北面十多公里处的蕉坑村,有一个名叫钟亚庆的人,就曾加入起义队伍,邓小平的女儿写的书里也提到过他的名字,兴宁县的党史,南方、梅州日报也有他的记载。他当时是邓小平的同事,有人说他是邓小平的副职。

因为有土匪作乱,当时人人自危,因此,家庭条件稍好一点的,或者即使条件不好的,家里也会有一二支枪,其中以步枪为主,最差的也有铳枪,上火药加铁碎即可用。即使不是用来防人,也可以用来防野兽。这种铳枪,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贫下中农家里,十家有三家以上都还藏有,稍远的一点农村地方几乎每家都有。而汽枪则在国家办的文具体育器材店里,可以公开摆卖,价值约等于当时的50斤大米的钱。枪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手机,再正常不过了。可是解放后,对于地主而言,拥有枪支是非常危险的事,而且是非常反动的事。

1951年土改,划分地主阶级比较严格,仅把那些土地、房屋和佃户非常多,或者土地虽然不多,但曾与共产党人有过仇恨的人才评为地主,这样评出来的地主数量极少。但是1952年春以后,形势显得非常严峻,第二年开始复查,结果被评为地主的数量成倍增长,每个自然村(即后来的生产队)200300人便有一户是地主。由是,我家也由半地主式富农改为纯地主,当时我家一共有13个人,水田有50多亩,还有一座基本建成的四合院砖瓦屋。

1952年,因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预先感觉到成分不好的人拥有枪支的严重性。我知道我们家里藏有3支步枪和90发子弹,我知道必定是个祸根,于是向副行长刘文冠作了交代。刘文冠听后,温和地反问我:为什么要藏枪弹?我说:我父亲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但家里人没有人当过国民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兵。他说:哦,那这没有多大关系。但他没有对我说要如何处理。为防不测,我还是立即写信告知父亲,要把枪弹交出去。但父亲不解,也不明道理,只叫清混兄交了一支。

当形势进一步恶化后,我也于1952年夏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逐回家劳动并管制一年。从此,我开始告别城市生活,由学生出身、党办银行的职工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一年我刚好25岁。但由于我心地善良,老实忠厚,胆小怕事,与世无争,从未与贫下中农、干部有过口角是非,并对他们言听句从,因此我与他们的关系不错,也从来没有被他们大声骂过一句。

回到家里后我听母亲说,在夜里,常听到父亲房里传出敲击声。原来我父亲是怕出事了,但又不敢把上次没上交的枪交出去,因为如果再交上去的话,会受到更大的怀疑。为了脱困,父亲只得将枪支毁坏,然后把毁坏后剩下的枪管及90多发子弹埋在门前河里。由于那时的枪支做得结实,若不使用好工具去毁坏它是不容易的,因为白天不敢动,夜里又怕有人偷听,所以弄了几个晚上才毁坏一支枪,对另一支枪,父亲则叫我与清混兄夜里从河中转移到土改地主美德兄家里。

美德兄也不知就里,而且他特别看重我,不便拒绝。于是他把枪藏在他家里的一间空房里。其实我明知这样做不对,可能会害人又害已,但我没把事态的严重性跟美德说,对父亲就更不敢说了,因为父亲一向都严肃,跟我几乎没有交过心,没有平等地说过话。而严父之误,误认为已土改后的地主是不会再有事的。

好在第二天父亲终于醒悟过来了,又叫我们乘夜去美德兄家把枪拿回来。幸亏没人知道此事,不然会遭没顶之灾。这枪后来以种蕃薯为名把枪藏在薯苗下,再转到金镜叔家里,金镜叔是我父亲的亲弟弟,后来情况怎样就不清楚了。说来难受的是,解放前金镜叔也因抽吃鸦片而将祖父分给他的田地卖得所剩不多,解放后他便没有被评为地主。自我家被评为地主以来至今六十多年了,我一直未想过个中缘故,我一直不敢面对地主两个字,一直想回避这两个字,现在老了,我才有点不平,同时也怨恨我父亲,为何不学伯父叔父的样去抽鸦片?早将田地卖光,也不至于弄得家破人亡啊!

但是父亲又是怎么把埋在门前河里的毁坏的枪管及90多发子弹之事交代出去的呢?个中缘由只有他及审讯他的专案组人员才知道,反正,我从县银行遣返回到家里后的不久,发现有一天,镇里的三级干部和众多群众就到河里去挖枪,其热闹程度不亚于看龙舟比赛。

他们很快就把一支枪管和90多发子弹就挖了出来,但他们似乎还不太相信仅埋有一支坏枪,于是他们还在继续挖。挖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没有挖出来,这时只听见有人说了一声:没错了,我们走吧。我一眼望去,说这句话的人原来是世官第的杨姓亲戚,于是他们全都回去,以后也没有再逼枪的事了,可能他们会凭常识判断,一般家庭可能就只有一支枪。


 

 

父亲与我

 

 父亲大我37岁左右,不胖不瘦,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约165左右;父亲面色红赤(长年劳作日晒之故也),鼻梁高而丰厚。据说,有此相格的人肯定会发财的。有一次,邻居济成叔也曾对我说过:你父亲发了一点小财,靠的就是那个鼻子。我半信半疑,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父亲最终会落难,缘由于那一种相格。

父亲什么都好,但有一种不好,就是从不与子亲热。在我的记忆中,我年幼时,父亲从不带我上街或到别人那里去玩,从而使我缺乏与人交往的勇气。父亲亦不苟言笑,表情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我从读小学时期起,成绩就比较好,也得过奖,但父亲从不表扬过我一句话,更别说给我奖励金了。记得大约八岁那年,有一次我去外婆家(那时外婆外公早已去世),舅舅给了我4个银毫,回到家里父亲给我换了一个袁大头银元给我,但我只玩了一天,第二天起来就不见了,因怕父亲的威严,我便不敢对父亲说是谁拿走的。还记得有一天吃饭时,不知为什么我与源弟等在席上大笑,父亲见状就举起筷子在我头上乱打,顿时我头上起了一片小瘤,但我也不敢哭。总之,童年的我在家里是没有半点欢乐的。这种阴影,一直到我读初中时仍然抹不掉,当时我写过一首诗:去时不觉愁,回时起深忧;忧中有难解,唯有暗中泣。

但父亲是个好客之人,除了跟德根叔公及另外两个人因田地纠纷打过三次官司外,没有得罪过镇上的任何人,凡喜庆设宴,都用最好的酒来招待客人,这是旧时客家人一贯的风俗习惯。而且他也曾接济过一些有困难的人,记得有一次同族人金复叔因急病剧痛一夜,辗转号哭,第二天他家人前来借款,这天父亲刚好粜了两石谷钱,便全借给了他,使他得以及时到梅州黄塘医院看病救了一命。父亲还喜爱弹奏乐器,尤擅吹箫和弹三弦,这在边远的农村里是不多见的。他虽然不跟子女说笑,但他与知已一起座谈时,常常会开怀大笑,其朗朗笑声在屋外都能听得见。

我模糊还记得,父亲曾用步枪弹壳钻了一个小孔,配上一个木柄,像是做小孩子用的玩具,但又不像,不知用来干什么。我想,如果子弹充上火药,就会伤人的,但我不敢跟父亲说,父亲的这种行为,我实在不懂,令我费解。由于父亲言传身教有问题,以致我也变得胆小怕事,到老我也不敢跟外人顶嘴,尤其是不敢跟贫下中农顶嘴。记得在我十三四岁时,弟妹有病,父亲叫我去黄沙溪、罗岗等地寻医问药,但我也不敢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我以我的童年经历说明,为人之父,与子亲热,营造一种欢乐和谐的家庭气氛是很重要的,对子女的成长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我十四岁那年即1941年,父亲被同宗同族同祖屋居住的德根叔公打了,穿的长衫被他撕裂了,但我不敢问个中缘由。接着父亲就与德根叔公打起了官司。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梅州中级法院过堂,法庭先是由德根叔公发言,不久只见法官用惊堂木在案台上猛地一拍,接着是父亲发言,但开庭时间不长即休庭。出了法院门口,法警即跟着来对父亲说:你的官司胜诉了。父亲于是给了他2毫钱他才走开。而后,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德根叔公还问起我饿不饿。事后我才知道,新屋门口的2亩多田是德根叔公的,父亲想要用远田来换此田,用来做门坪和池塘,但德根叔公家贫,不想换田,想要现金,由此引发口角争斗,最后还打起官司来,以致劳神伤财。过了若干年,当过国民党团长的族兄绍松回老家,父亲于是设宴请来他来调解。席间,我记得绍松兄向德根叔公说了一句话:叔公,助人为快乐之本。结果事情迎刃而解,德根叔公同意以我家的远田换此田给我父亲做门坪。但是其后,父亲又因田地问题与族外人打了两场官司,虽然赢得了官司,收回了田地,导致家境变得更加拘窘。而通过打官司而赢得的这些田地,又为日后被评为地主留下大患,真是福兮,祸之所伏。

1946年秋,我从龙田中学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罗浮小学聘为教师,每月工资一石五斗米。我教书教了一年半,又与几位老师及同学一同去广州考大学,1948年夏,我考上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我的同学中,其中有一位做过梅县地区行政公署的宣传部长罗滨,但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过,其他大部分同学也没有联系过,因为我是地主仔,又是阶级异己分子,直到几年前,我办起古诗词阵地《阳天诗刊》时,才与他联系上。

记得去广州考试途中,我与同行一起走路到县城,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后,从县城坐货车到龙川老隆县城,再从老隆县城坐船走东江水路去广州。可是,当船驶至紫金县黄田镇时遇抢了,子弹打到船前水上,发出嗖嗖嗖的响声,我们旅客全部钻入船底的木柴堆中,同时也把值钱的东西藏入其中。时值暑天,船舱异常闷热,我们都满身大汗淋漓。船于是不敢往前开,只得靠岸等待匪徒上船来抢。此时,停船靠岸,约经半小时,抢匪没有来,船便掉头回紫金县蓝口住了一晚。第二天再起航时,见岸上有国民党的护航队经过,船便平安无事。可是到了惠州交界处时,就更可怕了,只听见机枪声拍拍拍地响得山鸣谷应,但这时河面越来越开阔,司机加足马力,硬冲过去,幸无旅客伤亡。事后开船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些抢匪就是什么什么队的人员,他们曾遇见过二次了。

来到广州后,我惊得大病了一场,其时好在我的堂叔金坚叔在广州当律师,他带我去看医生,病才有好转,病未完全痊愈,我就去赶考。当天早晨我在中山路吃了两碗猪红粥应考,最终考上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文系,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全级只一个班,共23人,其中女生有3人。当时同乡同学都说,罗浮中学校长非你莫属了。但是我只读了一年,第二年广东就解放了。解放初,我家被评为半地主式富农1953年春土改复查后,改变定性为地主


 

 

 

可怜的源弟

 

 镇反、土改、补上一课、复查、反右、四清、文革、批邓,接连不断的绝灭人性的阶级斗争,比地狱还要地狱。每次政治运动,虽然有许多革命干部或有极个别的贫下中农子弟也倒了霉,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是受益者和高高在上者,而对于地主富农而言,自始至终都在倒着霉,从1951年后的三十年来,我们家中的男丁几乎时时刻刻生活在批斗、毒打、饥饿、恐惧和死亡当中。我今年八十多岁了,有时还做着当时的恶梦。

文革顶峰的1968年,就跟土改一样,一个生产队要至少要有一人被批斗。因我们这个生产队里没有右派分子,他们只好找地主来批斗,又由于我父亲已经死去,他们只好找地主的子女来顶替。恰好源弟善良胆小,不爱说话,平时连上圩都难得去,懦弱得象个废物,生产队的人见他可欺,就拟定他为批斗对象,那时源弟30多岁。

大概就在这年的七八月间,已是茄子成熟时节,一天下午,他们把源弟叫到桃林屋门口,全队的人都围在一起,在现场指挥的是罗浮练油村来的姓蒋的人,他当时是工作队员。源弟一到,他们就叫他跪在禾坪上,由生产队的干部及一些同龄人对他进行轮番毒打。

他们把源弟打了整整一个下午,有用木头打的,有用鞋打的,有用巴掌打的,他们还一边打一边高呼口号。贫下中农的小孩们,则在一旁观看着,有的口笑着,有的脸绷着,有的用眼死死盯着。

源弟除了用手护着头外,只能任由他们毒打,而家人则必须站在白狗李门前的禾坪上,要亲眼看着源弟挨打,也就是叫陪罪吧。然而,他们每打源弟一下,都好像打在我们的心口上,我的心像泵一样起伏,其状惨不忍睹!

他们批斗完毕后,我们把源弟搀扶着回家,发现源弟的两个手背被打得皮开肉绽。尽管如此,第二天他们还要逼去源弟去参加劳动。他们以打人、污辱人格取乐,而不知这是人间最卑鄙无耻的非人之举,韩愈云:此宜禽兽夷狄之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他们组织批斗和打人,不是一次二次,而是很多次,上面一有活动一有布置就要开始,连舞台也不用搭,直接拉到生产队的打谷坪里进行,组织者都是公社里派来的人,与源弟素不相识,打源弟的人除公社上的人外,还有本生产队的”“兄弟二人,其他人有高呼口号的,但不至于出手去打,因为源弟实实在在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本身也没有田产,一个人无缘无故怎么可能去打任何一个人呢?

那么,为何只有他们兄弟二人敢打源弟呢?当时也不知道,以为这是一种风气,凡是地主都要被挨斗,现在想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能隐藏着阴暗人性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这里还有一事要交代,就是自从我父亲在土改队私设的牢记里上吊自杀后的不久,我的妻子也带着儿改嫁了。

经过多次毒打和批斗,由此,源弟便得了心脏病。这种病绝对是因身体和人格突然受到污辱、恐吓和折磨,而后又得不到舒展,长期压抑在心中而得的病。因为我的家族中没有任何人得过此病,我父亲在遭受变故时,最后选择了自杀,而源弟因为土改前一年已经娶了老婆,几年后也生育了孩子,并且没有受到过关押,不想自杀,所以心脏病就会独独发生在他身上。这种病足足折磨了他五六年,最后终于一命呜呼,四十多岁就逝去了。

上面说到”“兄弟二人,他们都是贫农,其中一人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地主的女儿做老婆,老婆虽然相对受了一点苦,但老公还是可以作威作福的。与此相反,地主的儿了娶了贫下中农的女儿做老婆,结果会怎样呢?大不一样,与地主同罪。源弟的老婆桂英的父母就是中农出身,但她们生出来的子女后代却全是地主成分,而贫农男与地主女生出来的子女后代全是贫农成分,这就是极其荒唐的阶级理论。

说到桂英,还要补充一笔的是,她的娘家是在罗浮的练优村,离司城约十里路,她父亲虽然不抽鸦片,但好赌博,结果把家产赌光了,土改时被评为中农,但她的叔父却不好赌,勤俭节约,不肯乱花钱,结果土改时却被评为地主,兄弟俩一个生活在天堂,一个生活在地狱。这是他们根本就料不到的事。桂英的大哥,因为有中农成分,后来参加了解放军,部队驻防山西,结果一路当上副师长,最后转业到福建漳州市当上市级领导干部。而桂英本人,自源弟死后,她一直没有改嫁,而是将子女拉扯成人,至今年也有八十四岁了,身体还很健康。


 

可怜的深弟

  

土改复查后,家里人口由原来的13人变成7人:父亲含冤死去,我妻子带着儿子改嫁,大哥清混夫妇因与地主父母势不两立,与其女儿共3人另立新家,母亲与我、源弟夫妇、两个妹妹、深弟共7人组成一个新家(什么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吧。)我们一家在母亲的眼泪底下,相依为命,一起面对现实,去迎接白眼和歧视,饥寒和困苦,甚至是死亡和恐惧。

房产和田地等被没收后,土改工作组重新分给我们一些房屋和土地。房屋就是原屋右上角的那间阁楼,60平方左右,共三间;土地计有:门口上片河边分得5分,西门寨上围5分,上湖背5分,下湖背8分,黄竹塘路边8分,曾屋油槽背旱田约一亩,长坑里约5分,百公池约13分,共分得6亩地左右,人平均不到1亩地,比贫下中农的人平均1.5亩地少了许多,而且是东一块西一块,不便耕作,大部分较为瘦瘠的土地。

土改复查结束后就是春耕季节了,家里没有耕牛和农具(全被以来鬼为贫农团团长带来的一帮人抢走了),我们靠的是几把残缺的锄头和自己编织的畚箕,最主要的是两只手开始耕作。旧时的罗浮,冬天天气特别寒冷,耕地经过一冬的休耕后,泥土已经结成板块,没有耕牛,我们只能用尽全力把坚硬的泥土一锄一锄地敲碎捣烂。

这年头,深弟只有12岁,原本上小学四年级,但也没有去上学了(以后也就与学业绝缘了),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去捣田,一起忍饥受冻。我们把近一点的田地都捣完后,最后,我们来到离家大约十五里路的浮西片伯公池去捣田。记得一天早上,我们吃了几口咸菜,喝了一点水,然后准备了一些狗古条(第七节有解释)和一些稀饭,带到田地里去,以备中午吃。由于没有体力,我们每捣一块土,都要坐下来休息一回,喘了一回气后才有力下第二锄,感觉就象是磨洋工似的。深弟更是有气没力,锄了几锄后就坐在田埂上锄不动了。最后他干脆走到一堆干草地上躺下,我们也没有理会,等到中午吃饭时间,我们去叫他时,才发现深弟全身冒冷汗,有问不答,我们非常着急,不得不提前收工。

于是我们轮流背着深弟回家,回来后发现深弟全身僵直,大小便失禁,濒临死亡,这日子简直就是祸不单行啊。正在这危险关头,我去到街上济和堂药房里,遇到从南洋归国的医生,岩前村人赖云光,我把深弟的病情告诉他,他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给你看看。

赖医生来到我家里,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便拿出针筒给深弟打针,打完后赖医生对我们说:到半夜若能说肚子饿,就得救了,如无言,你也不必再来找我了。

赖医生的话,让我母亲感觉到深弟可能没救了,就差点要准备后事了,可是奇迹却发生了,果然到了后半夜时,我听见深弟说:肚饿了。于是深弟便得救了。当时用了多少钱药费,现在记不得了,也不知赖医生用了什么药,现在看来,可能是他从南洋带回来的西药青霉素。赖云光医生是名符其实的救命恩人呐!可惜医术水平这么高,不分贫下中农地主阶级一样救死扶伤的归国医生,他的命运也不见得就比我们好,土改时期他虽然没有什么事,但文革时期他被打成汉奸特务,坐牢多年,受尽折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才被重新起用。1980年左右,他申请去了美国探亲,此后再也没有回来了,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们无从知道。

还记得公社化以后,有一次,我们成分不好的一些人被派去到江西留车担松香。从罗浮至留车足足有30公里路程,且全是崎岖山路,松桶是公社松香厂统一发的。我们天不亮就出发,自带干粮作午餐,到达目的地将桶灌满松香后,便要担回罗浮。由于吃不饱,担子又重,我们走得特慢,尤其是深弟,个子不高又骨瘦如柴,一个成年人看起来象小孩子一样,以致我们回来时太阳也将近下山了。谁知深弟担的那个桶因没箍紧有微漏,而松香是很粘稠的液体,它会一滴一滴漫漫漏,结果担到罗浮时只剩下半桶。而厂里的的验收员却以深弟故意偷工减料为由,居然不给深弟脚钱。深弟据理力争,说应该怪管理桶的人没有把好桶给他,他担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桶漏,大家都可以作证,起码应给半桶的脚钱,而那个验收员就是不给钱,还骂他是地主仔什么的,硬是把深弟赶走。可怜的深弟便做了一天的白工。

深弟为人善良,乐观向上,爱说笑话,诙谐多趣,因此人缘很好,即便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也乐意跟他一起干活,一起说笑,因此上边一但停止运动,他便能在生产队里吃得开,极少受人歧视。我想,这可能是上苍不想让他受大难,而是有意留给他一条生路,专门为他开出一张夹缝中偷活的处方吧,因为他的这种诙谐基因跟我们兄弟姐妹们完全不一样。只是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致使他的身高个子不过15左右,是我一家中身高最矮的一个。

深弟虽然没有文化,小学还未毕业,但他的悟性极高,往往一看就会。年青时他学做木匠,没有师傅教,但他也能做出围屏木床、工字桌、三门衣柜、椅子等家具来,后来有相当长时间里,他是以做木匠为生,常常去寻邬县、龙川县的农村人家里做。后来他看到农村流行在家具尤其是在床屏上画风景画,画的景物有南京长江大桥、西湖景物等,他也开始学画。但没有学成,当时做家具全是手工活,吃力又耗时长,后来由于有电动工具出现,就极少有人找他做家具了,他也只能再耕田了。

由于个子不高,家里又穷,深弟的婚事一直成了问题。八十年代初,他四十多岁了,大侄子都成家了,他还未成家。由于成家心切,在他三十八岁时竟被人骗婚一次。媒人是邻镇的一个中年男人,花名叫斋古,客家话的意思是好吃、嘴馋、很饿。他们俩人不知是怎样认识的,反正有一天,斋古来到我家的时候,就夸下海口说,包深弟半年之内成婚,于是我们都信以为真,对他好酒好菜款待(七十年代末,农村的生活已经有所好转),加上两人说话非常投机,同时也引来生产队的其他光棍前来神侃,当时可谓是门庭若市。

当时我五十多岁,自妻子改嫁后,我也一直未娶,我与深弟同住一间十平方不到的房子里,为了让女方觉得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深弟有自己的房间可以结婚,白天我只能将我的床铺收起来,以便能填出更大的空间展示给外人看,到晚上睡觉时再将床安上,或去他人家搭铺。可是斋古在我家住了八九天,也不见他带女人来相见,最后他提出要两料猪肉(二斤为一料)作酬,他就会带女人来,于是我们准备了钱买了两料猪肉送给他。

一个月过后,他终于带了一个女人过来,为此,我们又准备了几桌酒饭招待了他们二天一夜。在饭桌上我们都舍不得吃菜,而斋古每次挟菜下饭时都是用筷子挟三块肉往嘴里送,每挟一次肉,我们都很心痛,因为在七十年代虽然生活好了点,但我们家半年也吃不上几次肉,而他竟然是这样吃法,怎不让我们心痛呢?且我们再穷,酒桌上的一些礼节还是有的,不会让人觉得

我们无知和下贱,但为了能让深弟讨上老婆,我们也没有把不满表现出来。第二天,他们要了深弟的面花钱,说回去要跟家人商量一下,看什么时候准备婚事便走了。可是斋古及那个女人一走便没有消息了,几个月过后,当深弟再次在街上见到他时,他却说女方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深弟这才知道上当受骗。深弟虽然被骗,但也不怎么颓唐,仍然不失乐观,为此他编了一条顺口溜:斋古做介绍,猪肉要二料,吃住八九日,日日跟你嬲(客家音同料,意即一起玩),一箸三块肉,满嘴都是道,女要面花钱,手也摸不到,从此无消息,才知不太妙。没想到这条顺口溜一下子便在镇上传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找斋古做媒人了。

深弟还有很多悲惨和欢乐的故事,一下子无法一一忆尽,不过,一坎一凿,婚姻定着,最终他还是讨上了老婆,她是一个比我家更贫穷,遭遇更加悲惨的农村妇女。虽然如此,他们夫妻俩总能恩恩爱爱,惺惺相惜,最后生育了三个孩子。只是上天无眼,人间无报,就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好,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的前提下,深弟不幸患上肝癌,治了大约十个多月,不见任何好转(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最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身高只有1,体重只有三十多公斤,简直就象是一具骷髅,让我看得心惊肉跳,阴影不消。一个深秋的傍晚,太阳即将下山,此时,我从街上回来,看到夕阳就象一个巨大的红球挂在远山上,当我踏进深弟的屋子里时,深弟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是继源弟以后,又一个英年早逝的弟弟。痛乎哀哉!


 

 与牛同居

 

 在我家所住的阁楼与贫农霉良古家所住的主屋之间,有一间暗房间,面积约十平方米。它的四面墙壁都没有窗户,屋顶也没镶透光瓦,仅有一扇门,门前是连接主体建筑与阁楼之间的走廊。或许是由于土改工作组的遗漏,没有将这间暗房间分配给谁,同时也没有把走廊、天井和上下厅分给谁。霉良一家住进来后,开始对我家非常良善,但住了几年以后,其妻子品性变坏,为不让我家能直接进入他家,便擅自把走廊通道塞了,塞了几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把走廊打通。土改后,这间暗房一直空着。

农业合作化以后,村里开展土地合并,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劳动,这间房屋便被生产队里的人发现。住在本屋西厅的来鬼头一直是我家最凶恶的邻居,他知道后即提议作牛栏用,要把生产队的耕牛押在这里(生产队于是还把没有分配的上厅当作仓库)。就这样,他们把生产队的耕牛从屋外的专用牛栏牵出,经过小门门坪进入小门走廊,穿过阁楼门前的小天井,经过清混夫妇的房门,再经过我家的房门,最后进入与主屋连接的通道,关进了这间暗室。从此,我家便进入与牛同居的时代。

耕牛是一种吃量很大的反刍动物,每天拉出的粪便起码有十斤,不出一个月,这间斗室便满是牛粪和牛尿,生产队每月都要组织社员前来清理粪便用作基肥,而他们也特别喜欢中午时分进行,这个时候,正是我与清混两家人吃饭的时候。牛并不是不爱干净的动物,它拉屎尿时都喜欢拉在墙的一角,睡觉时喜欢靠近门口的草料边躺下,拉下的屎经过一段时间后,它的表面会有点风干,这样一坨一坨的堆住,气味都还不算很大,但是,等到要清理牛粪时,所有的气味都被翻出来了,整个房屋便弥漫着恶臭。恶臭所孳生和引来的蚊蝇蛆虫,与普通的不一样,它们的个子大,声音响,飞起时如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把整个阁楼都占领了,且挑牛粪的工具是用竹篾编织的畚箕,就这样,生产队员每次来清理牛粪时,在我家周围、走廊、天井,一路都是遗落的牛粪。真是天道无道,人间非人啊。

季羡林先生写有一本书叫《牛棚杂忆》,其中写到他被关进牛棚的经历,但是看完他的书后才知道,他所谓的牛棚并不真的是关押畜牲的牛棚,而是叫劳改大院,或叫黑帮大院。而我与清混两家人虽然没有被关押,但是他们将牛关进我们家的小院子里,我们与牛同居,我们所住的地方算不算是真正的牛棚呢?且我们虽然没有被关押,但是我们一家有十多年的时间里,活动范围大都在家里和田地里,街上不敢随便去,怕有人盘查你,亲戚家不想去,怕亲戚不认你,这跟被关押又有什么不同呢?

就这样,大约从1958年起至1976年,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与牛同居一屋檐下,小孩是嗅着、踩着,甚至是吃着牛粪长大。直到霉良古的大儿子结婚生下小孩后要分家了,不够房屋住了,他们在小门坪侧边搭房屋了,才叫生产队把牛赶到屋西侧的独立牛栏里关押,至此,我们才告别了牛屎牛尿味。

七十年代末,由于深弟四十岁了,要结婚了,我不便跟深弟一起居住了,但到哪里去住呢?这时我才想到了这间曾经作为牛栏的暗房间,它不属于生产队的,也不属于那两家贫农的,因此理所当然属于我们的。此后不久,恰逢我被平反,不再是阶级异己分子,家庭也被摘了地主帽子,因此试着向大队反应情况。大队支书正好是我的祖居地世官第的族叔德球叔(第5节里有记述),在他的主持下,将这间房屋归回给我家使用,于是我与深弟分居了。

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是多么惬意的事啊,此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便在广东韶关地区直属机关党委办了退休手续,因为在文革前二年,我一度被起用,被安排至韶关地区党委办的学校里任教师,可是二年后,文革开始了,我又被清理出来,直到七十年代末获得平反。本来我可以回到原单位再工作几年直到退休的,但那时我已经受惊吓多年,已不知有汉,无论韶关、广州了。来搞平反的干部对我说,可以先办退休手续,再叫当地学校返聘我去工作。我当然听干部的话,于是就退休了,每月可领取到二十七块钱的退休工资,终于从奴隶跃升为干部,从牲畜转世为凡人,得感谢邓公和胡公也,没有他们,我此生乃一具活骷髅矣!

得到这间暗房间后,我简单作了打扫、清理,便搬张床住进去了,此后共有十五年,我都住在这间暗室里。为了省钱,我不用电灯,只用煤油灯,甚至煤油灯也不舍得点亮,干脆就不用灯,只在有客人和亲人来座谈时才亮起灯来,反正,我已经安静惯了,并且已经习惯了暗夜。我特别流连暗夜和睡梦中的生活,有许多时候我希望白天不要来临,地球永远处于太阳照耀不到的地方。被平反一年后,我仍然不敢相信,不相信它是真的,以为现在是在做梦,也以为将来有一日,我还要被打回原型去,去过我的牲畜一样的生活。后来镇上的同类项经常来我家访问,将外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不断给我勇气和希望,我才慢慢恢复了自信,面对阳光,迎接新的生活。

居住了一年多,这间暗室已经有了人气,牛屎牛尿味完全消失。可是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毒素竟然全转嫁到我的身上。突然有一日,我发现颈后面长了几个小脓肿,起初并不介意,一个月后小脓肿越来越多,去公社卫生院看了几十次医生,用尽许多办法都无法把它消掉。此后将近有半年时间无法仰躺着睡觉,每转动一下头颅都会尝到刺心的痛,到最严重时,颈后背的皮肤、毛发全烂掉,差不多可以看到颈椎骨。

此时,我想,天可能要休我了,我的气数已经尽了,将要化成一堆骷髅了。虽然我不是个贪恋人间的人,但想到自己刚获平反不久,已经准备好去中学教高中补习班,用自己的知识去为罗浮学子作些贡献之时,如此就离开人间,心多有不甘啊。

我本来是学文科出身的,虽然荒废学习已近三十年,但对文科还是有点底的,偏偏学校不需要文科老师,只缺数理化老师,校长说如果想来教书,只能教化学。为此,我只得自修化学,一边学一边教,好在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刚洗脚上田,其知识水平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二三年级,有的高中生只会几位数的加减法和乘法,除法根本就不会,因此教他们已经绰绰有余。但是当我真正读懂了化学这一门功课的时候,这才发现,我的世界观得到了一次升华,以前是为儒道而学,现在是为科学而学,认为世界不过是一个方程式,人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分子和原子的结合体,人世间这样争来争去究竟有啥意义?看一些想置地主于死地的人已经死去,一些不想死的人也已经死去,我活在世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于是,我看淡自己的病痛,根本不在乎病痛的折磨,只想等着慢慢死去。

可是说来也该当不死,族兄绍球从外地来到我家,他知道我的病情后,过来跟我说,他有一个偏方可以医治这种病,这种病叫蜂窝组织炎,客家话叫毛下虎,是一种皮肤伤口的细菌感染,当细菌侵犯到皮下脂肪层时,因为皮下脂肪本身的排列方式就有点像蜂窝,所以这类炎症又称为蜂窝组织炎。此时也是把死马当活马医,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绍球兄用他自制的草头药敷我的患处,每隔三天过来换一次药,用了二个月的药,竟然把怪病治好了。公社卫生院里的那些赤脚医生怎比得上社会所痛恨的游医?联想到深弟小时得的怪病被归国华侨医生治好,这些医术高明的医生要么上不了岗,要么被打倒,要是自始至终都爱护他们,不也是贫下中农的福份吗?难道贫下中农就不会生病吗?可惜如此简单的道理他们都不懂,看来天不是要灭地富反坏右,而是想灭整个华夏啊。是哉,斯言!

 

 

 

吃山苍树叶和摸螺打蟹

  

1953年春至1957年,我家进入地狱一样的生活,但不能说是从天堂到地狱,因为旧社会我们的生活本来就不是什么天堂,我们祖上三代人都没有仆人,没有使女,也没有买过童养媳,再之前几代有没有我不知道;再再再之前几代,难道大家不都是一家人吗?都是炎黄子孙啊。事实上是,旧社会,我们跟贫下中农一样,老老少少都要下田干活,寒冬酷夏也一样;没有穿过绸缎衣服,也没有钻戒黄金。唯一不同的是,比一般农民多十几亩田和多几间屋而已,而这些田和屋,是在临解放几年贱价购得和建起。所谓的佃户跟我家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当时的法律和道德也不允许谁依附谁,他们来去自由,唯按时价交租而已。

5354这二年时间里,只能说是从人到非人的转变。这期间,先是吃粥,后是吃糠饭,再后吃野菜,再后是吃树叶(山苍树叶)。这期间,吃山苍树叶吃得特别多,也不知道是谁告诉过我们,这种树叶是可以吃的。

山苍树,又名豆豉姜或木姜子,山胡椒,山鸡椒,樟科木姜子属,常见落叶乔木。山苍树一般高约510米,在23月开淡黄色小花,具香气,78月结果,在粤东地区分布很广。由于山苍树含山苍子油,它又是重要的天然香料,它的脂肪油可作工业用途,根叶及果可作药用,把鲜叶果汁液在皮肤涂擦上可防蚊虫叮咬;花可以泡茶,果实可作调味料。

山苍树叶的吃法是:先用开水把叶子汤熟,以去除涩味和青味,后把叶子晒干磨成粉,再用少量的水调成粄状,最后弄到锅里去蒸,既能去湿又能充饥。

当然不是说这二年时间全吃这些东西,这期间,有时候也能吃到红薯、野葛、山果、山坑鱼、竹节虫等食物,否则早就没命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几年进入哺乳期的妇女,上邻下舍,大家都说老婆坐月子了,但没有乳汁出,怎么办?现在回想起来,真正的原因就是没有营养。由于缺衣少食,我家一旦不被捉去批斗和参加集体劳动,一有时间便去山里采野葛野果和摸螺打蟹。摸螺打蟹是贬义词,喻即不务农业生产,不参加集体劳动,偷偷摸摸搞副业,这在当时是一种罪行,一经发现,轻的不给工分,重的要批斗,即便这样,农村仍有不少这样的人。

可是,门前的水圳鱼蟹少,主权又是别人的,只有在山里面的水沟里鱼蟹才多一点,且不会被别人发现。有时候我们一天能捞到五六斤山坑鱼,至傍晚回来,第二日早上叫小孩拿到市场上去卖。买鱼的人都是吃商品粮的人,他们不认识也不去问这是谁家小孩,只管能不能便宜买走这些小鱼。记得当时的价格大约是2角钱一斤,三四个大人一天的劳动收入大概就是一块多钱左右。悲夫哀哉,什么社会有过这样的事发生?

这种摸螺打蟹的行动一直维持到七十年代初期。大人这样,小孩也不例外,文侄和平侄,从十岁左右起,每星期都要去10公里外的深山里去砍柴,一部分自用,一部分拿去街上卖,一直砍到八十年代初,至无柴可砍,不得不烧煤炭开始。

 

 

 

公社化和集体劳动

 

 1958年公社化后,我家过上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而且也是最为平等的一段时间。那时,不论成份好坏,不论人多人少,全部人都集中起来过共产主义生活。田地、农具、粮食,甚至家具都要归公,实行统一作息,统一劳动,统一吃饭,统一学习的幸福制度,村村有食堂,处处可吃饭。记得我的老屋上下厅便被作为生产队的饭堂使用。

第一次集体吃饭,大家都非常谨慎,一家人自动挤在一起吃,吃饱了的便借故遛走,也不贪吃。吃了几天后,大家关系比较融洽,相互串桌,有讲有笑,但每张桌掉下的饭菜,象地上的沙子一样多,大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再过十多天以后,伙食没有原来的那么好,有时候有菜少饭,有时候有饭少菜,而所谓的菜,没有多少油水,也极少有肉。一个多月后,端上来的全是杂粮,以番薯为多,多得到处都是。吃完后没事干的人,便把番薯捏成团,相互追击,或对着墙壁上的某物当靶子练投射,相互取笑,丝毫不觉得这是在糟蹋粮食,痞子神态在这些贫下中农身上原形毕露。

然而不到三个月,便被告知这个食堂要取消,只有当天参加劳动的大人才有饭吃,饭是送到田头地尾吃,不是任吃,而是分吃,每人只能分得一点点,饥饿便一步一步逼来了。四个月左右,集体的粮食全部被吃光,食堂不得不解散。

这个时候村里又派人到每个生产队,甚至到每家每户去收粮,告知不准私藏粮食,集体也不得瞒报收成,老实的生产队和农户,他们多余的粮食便被收走,以致食堂解散后,到明年三荒四月禾苗青黄不接之时,有的人要吃观音土,有的人不用吃观音土,就是其中一种原因。

但是,食堂虽然解散了,我们生产队全体社员在参加集体劳动时,尤其是做夜活时,集体分饭分菜的事还是经常有的,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

1956年秋到1961年春,由于我被重新起用,先到华南师范大学进修一年,后被派到中共韶关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业余中学任教将近四年。这五年时间,在农村家里呆的时间不长,再加上时代久远,农村发生的事情有的记忆不清。1961年后,我作为阶级异已分子再次被逐回家务农,此后在农村劳动长达18年之久。

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农民,我都不输给其他人,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的人品。在韶关教书四年时间,我有三次被评为五好教师。这还不算什么,最值得一道的是,学校竟然将仓库钥匙交由我保管。当时全校有三十多个教职员工,党员有七八个,出身好的人占大部分。学校明知道我是地主分子,是敌对阶级,为何将最为重要的部门交给我管理呢?这是因为我为人老实,不起贪念,即便忍饥挨饿,也不会监守自盗仓库中的一粒大米之缘故。

不但学校这样对待我,就是被逐回家后,在生产队劳动时,社员和几任队长也是这样对待我的,也是把生产队的仓库钥匙交给我保管,而且我这个生产队就我一家是地主。曾经有一年,仓库发生失盗事件,县公安局和公社保卫组的人前来调查。因仓库门窗并无损坏,因此怀疑是监守自盗,我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但没有查到赃物。后来保卫组对所有可能进入仓库的人的家里进行大搜查,结果查明是另外的人所为,后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个被作宽大处理。此后,生产队长更换了,新队长更加信任我,只将钥匙交由我一人保管,一直到后来的包产到户。

我的人品这样,劳动能力也有过人之处。最明显的优势是,我莳的禾直如一条线,左右间隔,禾垜大小几乎一样,而不象其他贫下中农莳的那样七凹八翘,由于做到合理密植,最后收割时,产量也比其他生产队的亩产要高。而我并不是刻意而为之,而是大致瞄一瞄,一落手便成为这样,连当时六十多岁一辈子耕田的老农也做不到这样。

但是,我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得到公社和大队干部的表扬和奖励,原因是我的成份,要是换成贫下中农,早就会送到县里参加表彰去了。记得有一次,公社书记、社长在大队书记和民兵营长的带领下,前来检查春耕生产情况,由于我劳动的片区正好在公路下来的路口上,他们一眼便望见我已经莳好的田,啧啧称赞,马上叫队长过来,问是谁莳的。而队长不敢说是我莳的,笑着说是高级技师莳的,书记问那个是高级技师?队长支唔了一下说是大学生莳的,书记又问那个是大学生?这时旁边有人会意是地主莳的。当即,书记一声不哼,借故转移话题。这一切情景,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除这种劳动技能外,育种和播种也是我的专长,而且无师自通。一是育种。我用50左右的温水浸种,5分钟后捞起,放在预先准备好的稻杆堆里,将谷种包好,待发芽时,定时用温水催芽,这样育出来的谷芽特别粗壮匀称。二是播种。手工播种最难做到的是匀称,没有心技的人,播的种疏密不匀,不但浪费了谷种,而且影响了秧苗的生长。而我天生就有这种技能,每一箕种播多大面积,了如指掌,最终相差不过一掌的数量,种田星星点点,看起来好像穿珠一般匀称,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产量也明显高于别的生产队。由是,十多年来,生产队育种播种全由我负责,我的工分值也很高,在集体劳动中能分一杯羹,一家得以保全。

呜呼,一昧靠蛮力,靠大胆,不用点心技,能增产乎?

 

  

结束语

 

世事如烟,一晃就五十多年,这期间还经历过很多荒唐和无奈之事,如寒冬腊月、缺衣缺吃全家被派去修高坑水库之事,家藏的古书被担去榕树下焚烧之事,大闹钢铁、亩产万斤之事,五岁不到的子侄被邻人诬为写反标之事,由于体力有限,动笔艰难,无以全述,有的事也不便讲述。幸得邓公和胡公英明,平反昭雪,使我家又由鬼转变成为人。

197810月,我被罗浮中学聘为高考落榜生补习班化学教师,我本是文科出身,对理科并不在行,且学业荒废十多年。但为得此职,我唯有自学,一边学一边教,当年我教的学生平均成绩竟然高于文科平均成绩,一时传为佳话。

1980年我被中共韶关地委直属机关党工委办理退休手续。19969月首创《阳天诗刊》,并任主编,2012516停刊,先后出版诗刊35期,县电视台城乡一线节目派记者来我家采访,使我这个农夫也能上电视。由是结识了海内外众多诗翁,与他们相唱和,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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